昨天真是凑巧了，一前一后读到了两个性侵（性骚扰）案。

    先是看到一个视频，是电视台的一个谈话节目，话题就是性骚扰。蒋方舟说她曾经因为遭受性骚扰而报警，但报警之前，她有些犹豫：自己手里没有证据，报警有用吗？报警后她对警察说了自己的矛盾心理。那位警察对她说：找证据是我们警察的事情！蒋方舟说，警察的回答，让她很感激，同时也觉得特别踏实。

    看过这个视频没多少时间，又看到钱江晚报——两个整版，报道了一个性侵案：18岁女孩张婷（化名）一年前差点被性侵，近日，侵害者楼某某因强奸罪被判有期徒刑2年。后一个版面的标题是“女孩子遇上这种事，要讨个公道太难了”，主要写一年来张婷所遇到的种种阻碍和流言蜚语。网上一些人污蔑攻击她的言论就不说了，连她的母亲也不支持她走法律途径讨公道，要她“算了”；男友与其分手。心理压力之大，张婷的种种举动，用她母亲的话说是“疯了”。

    拿不出“证据”或证据不足，是不少被侵害者不报警的主要原因；关注此类事件的社会公众，也觉得这是一个无法跨越的障碍。所以，当我们听到警察说：“找证据是我们的事，”就像搬开了压在心里的大石头一样。

    除了警察的这句话，中国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看待性侵案的一个角度，可能是很多人想不到的。

    就是在蒋方舟参加的那个谈话节目，李玫瑾说，今天他骚扰或性侵你，很可能之前他已经骚扰过其他人，今后也很可能再有侵害行为。在你报警之前，他很可能已经在公安部门留有被报警的记录。所以，被侵害者不要因为自己拿不出证据而不报警，以为报警没有用。被侵害人之间一般都没有联系，不会串通好了陷害一个无辜者。李玫瑾说，一个时期内多个报警都指向同一个对象，这个人不可能不成为破案的重大疑点。所以，被侵害者无须担心自己拿不出证据，你的报警，就是给警察破案提供线索，多一个人报警，就多一条线索。所以要相信，报警不会没有用。

    被侵害者的另一个担心，或者说害怕，来自侵害方的威胁。张婷就受到侵害者楼某某母亲的威胁：“你让他坐牢，我要你的命”。对这种威胁，也不用害怕，在保护好自己的同时，还是要报警。在楼某某被判刑之前，拱墅区公安分局就以“威胁他人人身安全、殴打他人情节较轻”对其母作出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。

    有的侵害者会炫耀自己有“关系”“背景”之类，试图让受害者退却。对此，最好的办法还是相信法律，走法律途径。侵害者越是动用“关系”，所留下的违法犯罪的事实就越多。所以，遭受性侵或性骚扰，最好的办法，也是唯一的办法：报警。

    蒋方舟说，受侵害者要报警，需要克服耻辱感。本来，性侵他人才是可耻的行为，而受害者无辜受害，却要克服耻辱感——天下竟有这样的道理？但这又是不可回避的事实。只能说，陈腐的、反人性、反文明的封建传统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占据着支配地位，受害者的耻辱感，是这种反文明的舆论强加给受害者的。要抵制、消除这种思想意识，最好的办法，就是相信法律，坚决抗争。